在7月29日《中华读书报》的“书里书外”版，有陆昕先生的一篇《文人心态》，批评某种知识分子那种想攒大钱而不得，便悻悻然唱起清贫高调来的矛盾心理，写得甚为痛快淋漓。文末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。
文人自古以来就分两种，至今亦然。第一种是以文经国的贤人，他们心系家国社稷，恐怕无暇在有钱没钱间寻求心理平衡。第二种是以文谋生的文人。这是占绝大多数的文人，文，是谋生的手段，正如种田吃饭，恐怕难以作到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。……
这使我想到许纪霖先生前两年出版的一本小书：《第三种尊严》。他在书中所倡扬的，是除权力和金钱以外的人的尊严，即既没有大钱也没有大权的每个普通人都应有的尊严。他所讨论的问题与我们这里不同，但思路却可以借鉴。我想，对文人，或知识分子来说，除了“以文经国”和“以文换钱”之外，其实也可以（而且应该，甚至必须）有第三种追求的，那就是对文本身的追求，或者说，对纯粹知识的追求。这三者可以是重叠的，但也可以成为三种独立的价值。对一个个体来说，他可以“以文经国”，而国同时给他以报酬；而他首先又必须有“文”（倘无文，那他只能以别的东西报国去，去做武人或其他什么人，甚或鲁迅所称的“空头文学家”之类了）。在这里，三者是统一的：统一于“经国”；得到报酬是“经国”的副产品，而“有文”或许只是他得以“经国”的工具或资本。但也不妨有人不太多想国事，而只想着以文谋生，就如同陆文所说的“占绝大多数”的文人那样。这并不犯法。当然国事仍跟他有关系，至少在不同时代或不同的局势下，“文”的市场和卖价会有很大的涨落。在这里，三者也是统一的：统一于售卖，或曰“谋生”。此外还可不可以有第三种呢？比如，他也不从事经国之大业，也不想赚太多的钱，只是对文章或学问有兴趣，只想写一种小巧的美文，或者钻一点比较冷僻的学问，这一切的有无对国计民生没有太大的影响，当然也没有很大的市场，所以他们的穷而无闻是理所当然的，但他们乐此不疲，并且对人类有益无害。这样的知识分子，有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可能呢？我想是有的。既然有，那么，陆文所说的“自古以来就分两种”，就显得不确切了。也许应说：“自古以来就分三种”。在这第三种里，三者也是统一的，因为他们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，多少还得要有一点收入；他们也需要关心国事（关键时还应像闻一多那样拍案而起——不少埋头书斋的人正是这样做的），即使不关心，正如一句老话所说，“政治也会来关心他们”。这三者统一于对知识本身的追求，而这正是知识分子的本业。我想说的是，这第三种人，其实十分重要，即便人数不多也仍然重要，因为他们是纯粹的知识分子。“知识分子”这一名称有种种定义，但我以为，对专门知识的不懈追求，是一个首要的条件；否则他就是武人或其他人。（这里倒是用得上那句老话了：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）如真想实现第一种价值（经国）或第二种价值（挣钱），也必须先拥有第三种价值才行。换一种说法，即：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，其实都是第三种人的转化。说明白一点，是异化。因为到了未来的“自由人联合体”的社会，就只有这第三种人，而决不会再有第一和第二种人了。
于是我又记起了前不久在南方与一位女学者的聚会。她无疑是“以文经国”的代表性人物，并且确实极有成就。但她展望南北学界后，竟慨然叹曰：“现在搞学术的，还剩几个人？”她掰着手指，报了几个名字（其中有她），随后摇头道，别的，几近无聊。我于是颇不以为然。也许别人的研究是不如她和她的几位朋友那样影响巨大并能“击中要害”，但学术不是拳击，并非只以“击中要害”为唯一标的。我当时举出一位研究唐代音韵演变的学者为例，反问她：“这算不算学术？你能断言这全无价值？”她愣了一阵，竟无言以对。我想，她是在注重了自己研究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忘记了学术的多元性。
总而言之，我以为，“文人”可以有多种追求，但至少有如上三种。因追求的目标与侧重的不同，所以文人也会有三种而不是两种。在目前，尤其在提倡“以文经国”或探讨文人的经济地位的时候，我们同样不可忘记完善自己的第三种追求，亦即建立起知识本身的尊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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